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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也有新的精英加入添加时间:2018-07-29

  PPE学科涉及到整个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三个领域:哲学关系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命脉,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方面之一。据BBC报道,迄今为止,从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的学生包括4位英国国王,8位其他国家国王,最近11任英国首相里的6位等等,基本是统治了英国的上流社会。本部分介绍了PPE的黄金三十年。

  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毕业生占英国精英阶层的绝大部分。然而其是否造就了一个脱离现实的统治阶级?

  像希斯和很多早期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毕业生一样,威尔逊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和很多学PPE的学生一样,他一开始在牛津大学学的是其他学科,然后才转到PPE。跟希斯一样,PPE的学习改变了他一生。威尔逊逢人便炫耀他毕业考试得的是A。他的一个导师说,威尔逊在校期间相当刻苦,“全欧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政治选举了”。从政后威尔逊在大选中的获胜次数比其他任何现代英国政治家都要多。

  PPE迅速成为牛津大学发展最快的专业,学生人数仅次于历史学人数。后来的工党和社会政治家雪莉•威廉姆斯于20世纪40年代末就读该专业。她说,“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就牛津大学的标准而言,这是个新专业。老师全都有别于传统的牛津老师。那时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经济日益成为政治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但二战后,PPE逐渐失去了其蕴含的激进主义。牛津大学的一个优点兼缺点就是,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课程内容主要取决于老师想教授什么。PPE的老师一旦形成自己的习惯,就像威廉姆斯说的,课程大纲就“不再更新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反对当前政治的十年抗议浪潮,PPE还是在关注传统甚至本国的话题。维恩怀特回忆说,“它教授的经济学是反政治的。我们根本没涉及不公平问题。我们有无数节政治学辅导课,但似乎与当前的危机完全无关。PPE显然成了教授如何治理国家的专业课程。”

  受到父母的影响,PPE也成为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子女的选择。詹姆斯•卡拉汉的女儿玛格丽特•简于1958-1961年间就读牛津PPE。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学院(Somerville)有6人转到了PPE。一个是盖驰科的女儿,2个分别是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党顾问)詹姆斯•米德和尼古拉斯•卡尔德的女儿。”这之后就读PPE的包括前工党公关顾问阿拉斯忒·坎贝尔之子罗瑞·坎贝尔,和前工党外交大臣、留欧派领袖杰克·斯特罗之子威尔·斯特罗。牛津一直很崇尚传统,随着PPE成为大学的一部分,原本的精英文化渐渐转变成家族文化。

  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一场精心策划、针对PPE的抗议,虽然被人遗忘,但它却影响了今天的反PPE潮流。塔尼·阿里参与了这次运动,他是左翼作家,非常调皮捣蛋。在熬完1963-1966三年PPE课程后,他跟朋友打赌他敢在所有毕业考试科目中提及越南战争。他回忆说,“经济学论文中有个问题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补贴交通工具是哪种?’我的答案是‘从西贡(Saigon)飞往热带丛林的美军直升机,因为不用出一分钱。唯一的问题是有时直升机有去无回。’”

  他希望阅卷老师把他的卷子判为不及格,这样就暴露出PPE的保守主义倾向。但老师们太精明,或者说自由主义倾向太浓厚,最后给他了个“C”。

  与此同时PPE的在校学生出现了分化。维恩怀特回忆说,“大家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司空见惯的即将成为政治家的人,比如爱德维娜·居里(后来的保守党大臣)和大卫·利普西(后来的工党大臣),这些人后来加入了工党、保守党大学俱乐部,或牛津大学辩论协会(the Union);另一类是政治激进分子,他们反对PPE。”她加入了后者。“我们分成多个小组,共同撰写针对PPE的批评文章。我们希望课程能更贴和政治,能看到当前局势背后的因素”。

  不只是PPE,英国很多大学的专业都遭受质疑。受此鼓舞,在1968年这个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份,发表了一长篇檄文《PPE的贫穷》,言辞最为激烈。该标题借鉴了卡尔·马克思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因为很多人认为PPE课程中关于马克思的内容不全面。文章最后一段由特拉福·帕特曼所写,他是一个言辞犀利的左翼分子,动笔前不久毕业考试刚刚被评为A。他写道,牛津大学的PPE,“不会训练人的学术能力,而是教本已非常优秀的学生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写半吊子文章,这完全就是社会工程学啊”。

  当今很多PPE评论家也在重复佩特曼对PPE巧言善辩的指责。但他认为,这一专业在学术上的局限性是蓄意的,旨在巩固和提升英国权力深层结构的威严。这一更基本的观点也促使他力求改变几乎不提平民主义或亲街头小报的专业课程。他希望PPE能增设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艺术课程,从而“更具流动性”、“更直接地颠覆原有制度”,并“为校外激进变化的政治观点助力”。

  一旦遭到激进分子攻击,PPE高层这样回应:从批评中吸取教训,改进制度,同时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这与英国当权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如出一辙。到1971年,政治学课程的书单加入了反主流文化人最喜欢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作品。还加入了《越轨、异化与混乱》(“Deviance, Alienation and Anomie”)其中的一章。但是更长的章节仍是《186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及宪法史》( “British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since 1865” )。为符合该课程主题而更新的版本中,这是唯一保留至今的。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弗朗兹·法农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青少年时期即参与了反抗法国维希政府的游击斗争,1943年志愿加入法国军队赴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巴黎和里昂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期间开始写作政治散文和戏剧。1952年前往阿尔及利亚担任精神病医师,所见所闻使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产生同情,并相信暴力革命是第三世界结束殖民压迫和文化创伤的惟一途径。主要著作有《黑皮肤,白面具》、《全世界受苦的人》、《为了非洲革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等,被认为是有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解放斗争的经典著述,并对美国和欧洲的激进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 1940年9月2日出生在巴黎,是法国作家、思想家、媒介学家。2010年6月曾来中国讲学,主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在中国的知识界造成轰动。

  PPE可以说是个顽固不化又神出鬼没的敌人。在牛津,他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总是无影无踪。“他们真的无处不在”,一个大三的学生说,“几乎每个社团委员会都有PPE专业的学生。他们性格开朗、能言善辩、思维活跃。”不过,主修像自然科学这种作息更严格的专业的学生向来觉得PPE无足轻重。学校某图书馆女厕所隔间的卷纸筒上方就曾涂鸦着这么一句话:“PPE学位,拿走不谢。”

  跟牛津其他专业不同,PPE没有教学楼。在这个满是学术大本营的城市,PPE只在两处无名之地的某个角落凑合着。这两处地方相距半英里:一处是一栋低矮的玻璃建筑,用来教授政治和经济;另一处是一栋普通的石砌建筑,用来教授哲学。随着课程表上必修课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津PPE算不上学院,只是散落在三个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组合中来回穿梭的一群学生而已。

  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说,“学校连个PPE资深导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PPE委员会,他们……”他忽然一改常态,变得含糊其辞,“他们在某栋楼的某个地方集会”。一个委员会新晋成员告诉我,委员会一学期集会两次,“一次几个小时”。那么成员们情绪怎么样呢?他是这么概括的:“成员们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正是他们让PPE得以与时俱进”。

  那个大三的学生说:“在课堂上,我们会讨论英国脱欧这一(法庭)案例。我们也会阅读政府与之有关的现行文件。”PPE专业的学生也会学习《博弈论》(“Game Theory”),《中国政治》(“Politics In China”),或者《后工业社会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这么说来,人们老是批判PPE专业内容太局限于英国、太老旧也就显得言过其实了。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被称为对策论,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生物学家使用博弈理论来理解和预测进化论的某些结果。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金融学、证券学、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ies):后工业社会是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划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贝尔1959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第一次提出,并在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进行专门阐述。贝尔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前工业社会(或称农业社会),人们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原料和人的体力,经济主要由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部门构成。第二阶段为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减少,用能源代替体力,依靠技术和机器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经济主要由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部门构成。第三阶段为后工业社会,人们依赖于信息,将致力于发展服务业。

  但自1920年以来,PPE有一个关注点从未改变。官方招生视频一开始就是一个长镜头慢慢扫过唐宁街10号的大门。视频里一位老师强调,“因为很多人都会从政,所以你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接着是一份份政治名人校友名单出现在政治经济部门的时事通讯上。

  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区白厅旁的唐宁街,一所乔治亚风格建筑物。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但自从此职由首相兼领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英国首相官邸。其设计朴实的黑色木门,缀上白色的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标记。

  迄今为止,PPE热潮只中断过一次。1979年至1997年间,成为政治中坚力量的PPE专业的学生比往常少了。牛津毕业生仍陆续在内阁走马上任,但是很多人学的都是其他专业,最普遍的就是法律。他们当中也有新的精英加入,这些精英就是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比起战后前辈们领导的政府,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政府更挑剔、更教条主义、更弱化中央集权。所以,那些抱着顺从、妥协、支持怀特沃尔(Whitehall)心态的牛津PPE毕业生就越来越不被重用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年-1990年在任,她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她的政治哲学与政策主张被通称为“撒切尔主义”,在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作出了既深且广的改变。在担任首相前后高姿态地反对,而被前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这个绰号甚至已成为了她的主要标志。撒切尔夫人曾四次访问中国,并于1984年在北京代表联合王国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回归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约翰·梅杰(John Major) 约翰·梅杰爵士(Sir John Major,英国1943年3月29日~)英国政治家,于1990年至1997年出任英国首相。他曾于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出任财政部秘书长、外相及财相。在2001年英国下议院大选后,他淡出了英国政坛。由于梅杰的前任撒切尔夫人和继任者布莱尔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夹在他们中间的梅杰故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就整体表现而言,梅杰并不比他们逊色多少。

  • 34段:PPE的建立顺应时代潮流,并在短时间内成为牛津发展最快的专业

  • 35段:但二战后该专业开始失去光环,60年代末随着抗议浪潮兴起,渐渐与时代脱节

  • 36段:很多精英分子的子女也追随父母选择PPE,牛津开始流行家族文化

  • 39段:与此同时PPE在校学生出现分化,分为普通学生和反对PPE的学生

  • 40段:反对浪潮中一篇代表性文章,批评PPE不会训练学术能力,只是指导学生如何控制民众思想

  • 第41~48段,该部分回顾了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和新世纪之初,内部观念已经分化的牛津PPE专业是如何应对来自大时代的挑战并努力影响大时代的;重点介绍了在“撒切尔时代”、“布莱尔时代”等重要历史时期内该专业几位著名毕业生的情况及对英国的影响。

  目前准备考研。平时爱看新闻,英文影视剧,《权游》《西部世界》脑残粉,近一年养成了看经济学家的习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地道重庆妹子,毕业于川外,工作在重庆。翻译虐我千百遍,我待翻译如初恋,打算就这么跟翻译一直死磕下去了!有翻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