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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耻纪念日添加时间:2018-10-10

  “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怼人的犀利众人皆知。他针砭时弊,也和圈内文人打笔仗,有时言辞激烈起来,闹僵关系、得罪人都是常有的事。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悲痛不已,写了一篇《怀鲁迅》:“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两个人的风格看似毫不相似。郁达夫的小说作品,总有着半自传性质,对祖国和自己的命运感叹感伤,忧郁苦闷的心情挥之不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人可以算作一个“颓丧文青”。他的代表作《沉沦》中“零余人”的形象已成经典,可谓苦闷彷徨的青年的知音。

  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曾评论: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

  在颓丧伤感的情绪之外,郁达夫也曾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实际行动抵抗着他所憎恨不满的社会现状。

  1942年1月,他流亡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娶妻成家,还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1944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暴露,此后言行一直受到暗中监视。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离家失踪。后来,朋友们才打听到他是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据说在9月17日惨遭杀害,死不见尸。

  1945年正是中日战争结束的那年,至今已有73年。多年过去,今时今日再读郁达夫,有些文字仍令人心有戚戚。

  郁达夫身处于内忧外患的乱世中国,关于时事国民的文章不免显得激烈,“毒舌”起来,比他的老朋友鲁迅似乎也不遑多让。

  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介石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斯蒂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说什么没有救药?

  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十七八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五分钟五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羡仙。”

  史官之笔,须打几个折扣来读,正未易言;但有两点,却可以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来作参证,料想它的不虚。

  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那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看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

  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可是神秘的中国民族,往往有超出科学的事情做出来,从好的方面讲,如忍耐的程度,远在外国人之上,就是一例。更就坏的方面讲,缺点可多了,而最大的一点,就在于太信天命,不肯自强。

  譬如有人去算命,星者说他一年后必一定大富大贵,他在这一年里,就先不去努力,俨然摆起大富大贵的架子来了,结果,不至饿死,也必冻煞。

  文的,当然是那位油嘴老翁萧伯纳。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说: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着仗的。他又说,长城是无异于平常的矮墙了。

  武的,就是新近攻进热河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炮和飞机。这些大炮和飞机,也在笑着对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真客气,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气。东三省一让几千几万里,现在这热河,等你们的战时公债弄到手,后援慰劳金收集起来之后,少不得又要退让的。长城一道,本来是筑以防外国的来侵的,现在却作了外国人的堡垒和界线,总算是中国人替外国人费力筑成的防御工事了。

  失眠、熬夜、作息不调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永恒话题,而他们在郁达夫的笔下也能找到共鸣:

  不就是失眠么,不就是睡觉么,不就是作息时间问题么。你要知道,在你之前很久我就被岁月一下一下锻造成这种德行,岁月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掌把玩我的倦意,让我黑白颠倒,昼伏夜出,已经十年了。一天一夜是改不过来的。

  文章写了有可能被删,文章发了又难免被骂。言多必有失的道理,写文章的人都是懂的: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写的。我会写什么东西呢?近来怕得很,怕人提起我来。今天晚上风真大,怕江里又要翻掉几只船哩!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前段时间,文艺作品“三观党”受到热议。有不少读者在读书或观影后,针对其中的角色行为表示“三观不正”、“毫无道德”,并以此作为标准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

  有人的脑回路是这样的:写一位出轨的男子,那自然是鼓吹出轨的风气;写一个恋上有妇之夫的女人,那自然是在为“小三”正名。发表文章也最好不要写“负面题材”,不然就是宣传“负能量”……

  期刊的读者中间,大约总有几位,把我近来发表的那篇《秋柳》读了的。昨天已经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出抗议,说我这一篇东西,简直是在鼓吹游荡的风气,对于血气未定的青年,很多危险。我想现代的青年,大约是富有判断能力者居多,断不至就上了这一篇劣作的当,去耽溺于酒色。我所愁的,并不在此,而在这一个作品的失败。

  游荡文学,在中国旧日小说界里,很占势力。不过新小说里,描写这一种烟花界的生活的,却是很少。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男女学生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并且散放恶毒的东西,在这世界上,不独是妓女,比妓女更坏的官僚武人,都在那里横行阔步,我们何以独对于妓女,要看她们不起呢?关于这一层意思的辩解,我在这里,不愿意多说,因为法国的李书颁,(J.Richepin)。以英文著杂书的勃罗埃( Max ORell) 等,已经在他们的杂论里说过了。

  我在此地不得不承认的,是我那篇东西的失败。大抵一篇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论这是宣传“善”或是赞美“恶”的,只教是成功了的作品,只有使读者没入于它的美的恍惚之中,或觉着愉快,或怀着忧郁,读者于读了的时候,断没有余暇想到道德风化等严肃的问题上去的。

  而我这一篇又长又臭的东西,竟惹起了读者的道德上的批判,第一就足以证明这作品的失败了。第二,我虽不是小说家,我虽不懂得“真正的文艺是什么?”但是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者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而我这一篇东西,却毫无生动的地方,使人家读了的时候,只能说一句“呵呵,原来如此。”若托旧日私塾里改文章的先生来批,只能在末尾批“知道了”的三字。这篇小说与新闻纸上的三面记事,并没有什么大分别。

  总之我这篇东西,在情调的酿成上缺少了力量,所以不能使读者切实的感到一种不可抑遏之情,是一个大大的失败。